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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与“好公民”:一个政治伦理难题的亚里士多德解 = “Good Man”and“Good Citizen”: An Aristotelian Solution to a Difficult Issue in Political Ethics. / Huang Xuan.
// Wuhan Universiy Journal. 2014, Vol. 67.
//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g2014, 第67卷. 70-78 p. 对于好人与好公民能否兼得这个千古政治伦理难题,亚里士多德的解答具有典范意义。他认为,在最理想、最优秀的政体中,好公民与好人都具有同样完满的德性。现实中的公民很难都成为好人,但至少可能成为一个对城邦的美好生活有所贡献的好公民。然而,在现代政治实践中,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德性很有可能变异为绝对主义政权中的臣民服从德性。这种德性要求政治共同体成员对国家权力表示绝对的认同与服从。变异的古典公民德性理论与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求是相悖的,使得好公民与好人出现悖谬。有必要在现代道德底线意义上重申好人的德性,从而使人们对绝对的国家权力保持怀疑和警惕,避免陷入失去道德信仰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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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关于事物本体的发现——“稽”字的哲学之旅/ 蒋重跃
//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 Vol. 4
// 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 2013, 第四集 南京: 南京大学学报编委会, 2013tr. 68-84 正如古代希腊哲学家在 ,的讨论中发现了事物的本质一样，古代中国的哲人则在“稽”的讨论中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春秋后期到战国末年，除了日常语义之外，“稽”字的内部渐渐地增加了一些哲学含义。《老子》有“稽式”一词，表示事物的存在样式。战国中期以后，“稽”的“考核”“验证”等含义得到广泛使用，这与当时形名法术的兴起有关。在《苟子》中，“稽”与“道”相合，又成为把握事物之度的活动。在与韩非同时代的《鹗冠子》一书中，又用来指代“道”在具体事物中的表现。于是就有了事物本体（本质）的含义。按训诂可知，“稽”与“至”、“止”、“积”、“纪”、“计”等字相通，有到达、停留、积滞、原则和考核等含义。在《韩非子·解老篇》中，韩非提出“定理”的观点，认为“理”乃事物的“形象”或“规矩”，只有“理定”，才可“计会”（考量）。“道”指事物的总体存在，若没有“理”的规定，没有留止的特征，就是不可知的。“道”只有和“理”统一起来，才会成为具体事物的本质。“稽”字所有的含义与韩非的这些观点相吻合，所以才被他用来指代“道”“理”关系。据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研究，古希腊的 （所谓“在者的在”，即事物本体或本质）就具有“停留”、“模式”、“根据”、“当下”等含义，归根到底，他称之为“常住的在场”。韩非用“稽”字表示“道”“理”关系，恰恰具有相同的含义。如果说古代中国也有某种类似在场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的话，那么，韩非凭借着以“稽”为标志的理论创造活动就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传统的杰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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